Cinemyths

文｜魏伯阳

“在震灾发生之后，你们就算承受着悲痛也要继续看比赛吗？”

“我失去了我的妹妹和三个外甥，但我又能怎么办呢？世界杯每四年就会有一届，生活也总要继续的。”在波士泰边的难民营地，男孩坐在土坡上无奈地苦笑。

—— 生生长流

——

观看《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1992）时，一个始终的震颤伴随着影像的发生：在曼吉尔-鲁德巴震后残垣的废墟之上，失家的人们仍在谈论足球。他们在沙地上支起电视，阿根廷和巴西的淘汰赛将在傍晚开始。当前来寻亲的司机向孩子们询问先前灾难的细节，后者回答道：“我记得当时苏格兰先进了一个球……”

电影结束，我给朋友发消息说“可能也只有世界杯能撑起这样的情景。”当时它发生在遥远的欧洲且无关实时的募捐和搜救，但对它的提及似乎总能召回有关“希望”的语境。队员，草场，观众和皮球，它们组织在一起却代表了一场生机；一场让人们明白“生活总要继续”的生机。在万人球场，狂欢与失落在反复经历的时间中循环；球场外，当人们共同注视着屏幕，屏幕中纯净的运动平等了人间的处境。

仅通过言语间对平行发生的世界杯的描述，阿巴斯便平衡了摄像机面对着满目疮痍时的悲悯情绪。《生生长流》正如它标题的寓意般是一部温暖的电影。而“足球”作为其中关键的意象，作为一个无需补叙重要性的文化形式，它之于影像的意义或许值得一次更深的探讨。

传统角度而言，“足球”和“电影”一定对应着两类关联性极弱的组成结构，彼此甚至体现了相异的媒介内容。而正是由于交互维度的不同，两者可能的结合途径似乎只有借助电影去记录或刻画踢球的过程，即足球运动被视为了一种影像材料。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基于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足球本体哲学，去为研究足球现象提供一种全新的，关联生态学的思路。同时在文章的最后我将简要通过分析每场足球比赛在更深层面的统一形态去阐述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和摄像机之间存在的协商与周旋。

首先进行一次现象的化简，经典足球运动在我们认知中的发生大致可以被分为四类构成要素：足球，球队，观看者/观看工具，被场地和计时器约束的时空。于其中，两支球队在被既定时空界定的广泛观看行为中抢夺球权并形成射门。考虑到驱动足球比赛对抗属性的根本条件是每次持球进攻是否最终能转化为攻门，因此球权的每一次转换在形式上都作为了一次潜在射门意图的进程发起，而球权的控制则代表着对于一个仍在发展的射门进程的维持。一次进攻可以被几何化成一系列传球的线路，而防守则是针对可能线路的破坏和扰动。根据对预期发生球权转换的球场位置的不同，以及每次进攻朝向球门空间连线的特征倾向差异，不同的球队在各自长期的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并且每支球队都需要不断地训练和执行相应的战术体系以维系自身的“运作形态”。

/”Football requires discipline and relentless training to attain and retain the shape of the team.”/

在肯定了每支球队的运动风格皆表示了一个（有关空间线路的）特征形态后，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场球赛便自然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形态的对抗。在面对另一种形态干预时，球队自身的形态也会做出条件性的改变。在西蒙的原文中，他将这种关系描述成：“A team is a mobile shifting form pitted against another form.” 而一场球赛最后的胜者往往是在形态交互的具体情况里对于自身形态结构演绎得更加合理的一方。

这里需要额外提及的是，在日常的训练过程里球队对于空间线路的执行一定会比实战中更接近战术理论的理想条件。团队可以在反复的条件给予中试验形态允许的最优进攻路径。而在实际对抗中，他们需要在即兴的混乱里努力看到原初路径的在场；对场地中组织点位的原本理解需要在不断刷新的信息矩阵中被重新诠释。

这种有关“环境和运动的内容辨证”或能够引出一个有趣的类比项。谈到集体文化，西蒙强调了足球运动本质上的社区性（a movement of socius)。球队所体现的微型社会景观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在组织形式层面上的功能性单元（functional unit）；其中独特的凝聚内核令球队内部的交流逾越了不同语言和文化在日常语境里的壁垒。在比赛中，优先使用“社区内部”预设的语言体系进行交流显得尤为必要；它为球队的形态赋予了可以被言说的历史以及贯彻始终的理性。这种交流同样关系到对形态具体的实践；它不仅要求球员和教练的及时沟通，也包含了来自同一社群的观看者的目光和喧声（sublime sound）。总体而言，足球是一项高度依赖集体与联合的运动，其中对空间线路的执行需要复杂的个体响应和群体协同。这也是为什么西蒙认为球队形态将永远植根于社会主义政治；这些形态的成立总象征着社群成员过往所共同履行的经历的叠加，象征着恒久的认同（the experience of association at its heart and the vivid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it provides)。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an organized team is a never-ceasing dialectic between the associative, collective activity of the group and the supportive, flourishing individual actions of the players whose being is only given through the team.”/

值得注意的是，西蒙对集体和社区的探讨始终围绕“community”的概念展开，它在社会学下的语义也的确贴合着适用于俱乐部文化的聚集规模。不过倘若置换目前的研究语境，我们会发现“community”在生态学里的另一层含义——群落；它表示着一片区域中所有物种种群的总和。诚然，这里讨论的足球毫无疑问隶属于人类的体育，但当用于界定“群落”的部分特征和足球相联立时，它们或许比被研究球队自身形态所需要的社会学思路更适合去描述被两种球队形态所构成的一场球赛的整体“形态”。

以俱乐部为例，如果把一支球队体现的完整成员结构（球员，教练团，管理层，赞助方，球迷等）看作是共栖在同一片抽象文化场域的不同身份集合（“种群”的迁移项），那么每支球队其实在足球的语境中皆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落。试列举其中经过演化的“种间关系”（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s）：管理层和赞助方的资本共生（mutualism），教练和管理层的理念竞争（competition），球员之于球迷的价值寄生（parasitism），教练和球员的战术协同（facilitation）……除此以外，一些其它用于描述群落的概念亦适用于此；例如“群落结构”所描绘的群落内部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时呈现的综合格局——拜仁慕尼黑的企业结盟区别于皇家马德里的会员共和，拉玛西亚的梯度式培养区别于多特蒙德的青年集中开发，克洛普时期利物浦的摇滚足球区别于温格时期阿森纳的美丽传切；皇马近两年的引援态度也反映了球队结构中流动的权力关系引发的“优势种群”变化（dominant species）。

类似的事例仍可被举出很多，但它们共同说明的是一场球赛不能被简单视为是球员层面的竞技。当两队的球员入场，同时相遇的还有它们分别的支持者（不仅是在球场，也可能是任何随机的场馆或街道，场外的观看者也可以通过荧幕和场内的观看者“相遇”），球队的经理与教练（与他们的社会身份），媒体的视角，以及被球队各自运营模式界定的资本生产关系；简而言之，登陆球场实则为两种社区形态，它们分别受制于两种文化机制形成的群落结构。球队整体从孕育自身的环境生态中短暂出走，来到强制交流的场域；而在既定的时空中，群落间的抗衡被具象为绿茵场里双方球员的攻防与跑动。这也标志着一场球赛的发展将同时受到外部形态的冲击以及自身形态内里的结构的影响，两类因素共同测定着球队群落的“稳态”（community stability）。

上文提到了一场比赛的走势往往朝能把自身的形态更为合理地演绎在具体的交互中的一方倾斜；在交叉了生态学的逻辑后，这一说法或可以被更简洁地表述成“比赛的优势方通常具有着更稳定的群落结构。”同理于生态学观点，球队的稳态并不反映着一个固化的观测形态，而是可以在每一次对抗中保持着整体特征和功能的连续性。这里的“功能”当然不仅仅指代球队的技战术蓝图，它呼应了西蒙所强调的“功能性单元”，是球队承载的社区价值的总和。

而通过将上述描述代入进一个双向的视角，一场球赛就变成了两种稳定结构在互相作为向对方施加的扰动结构的前提下维持自身稳定性的竞技。即比赛中球队的形态同时作为了抵抗扰动的系统和扰动本身，它对外来扰动做出的反馈也辨证地成为了新的扰动信号释放。为了更清晰地描述球队“群落”化后的特性，我会期望使用已经被生态学引入的数学语言。但显然以时间$t$为自变量和某一种群数量x确定的方程$x(t)$与$x'(t)$并不能实际量化球队内里的作用结果，平衡点（equilibrium point）反映的$x’=0$（种群$i$的数量在此时变化率为$0$）在足球的语境中也不具备现实意义。于是我试图修改表达式中的因变量；考虑到足球赛事的底层驱动依然是被金钱量化的价值交易（material substrate）——门票（球员-观看者），广告投放（赞助商-主办方），租借和买断（球员-管理层），晋级奖金（主办方-球队）等——伴随着各种身份交互的结论产出实则为各方经济价值的周期性变化；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可以重新定义x的指代，将它理解成某一身份（种群）体现的经济价值跟随时间变化的函数：

$x(t) = [x_1(t), x_2(t), x_3(t), x_4(t)…]^T$

相应地，在一个特征点$x^*$附近规定极小领域$R^{S×S}$，可获得群落矩阵$M$（Jacobian matrix）:

$M = ∂f(x)/∂x |x=x^*$

以$5×5$的身份模型结构为例，它的群落矩阵可以被表示为：

$M =$

$\left|\\ \begin{array}{ccccc} \dfrac{\partial f_{1}}{\partial x_{1}} & \dfrac{\partial f_{1}}{\partial x_{2}} & \dfrac{\partial f_{1}}{\partial x_{3}} & \dfrac{\partial f_{1}}{\partial x_{4}} & \dfrac{\partial f_{1}}{\partial x_{5}}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ccc} \dfrac{\partial f_{2}}{\partial x_{1}} & \dfrac{\partial f_{2}}{\partial x_{2}} & \dfrac{\partial f_{2}}{\partial x_{3}} & \dfrac{\partial f_{2}}{\partial x_{4}} & \dfrac{\partial f_{2}}{\partial x_{5}}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ccc} \dfrac{\partial f_{3}}{\partial x_{1}} & \dfrac{\partial f_{3}}{\partial x_{2}} & \dfrac{\partial f_{3}}{\partial x_{3}} & \dfrac{\partial f_{3}}{\partial x_{4}} & \dfrac{\partial f_{3}}{\partial x_{5}}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ccc} \dfrac{\partial f_{4}}{\partial x_{1}} & \dfrac{\partial f_{4}}{\partial x_{2}} & \dfrac{\partial f_{4}}{\partial x_{3}} & \dfrac{\partial f_{4}}{\partial x_{4}} & \dfrac{\partial f_{4}}{\partial x_{5}}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ccc} \dfrac{\partial f_{5}}{\partial x_{1}} & \dfrac{\partial f_{5}}{\partial x_{2}} & \dfrac{\partial f_{5}}{\partial x_{3}} & \dfrac{\partial f_{5}}{\partial x_{4}} & \dfrac{\partial f_{5}}{\partial x_{5}} \end{array}\ \right|$

其中 $M_{ii} = ∂f_i(x)/∂x_i |x=x^*$ 作为对角元素表示了身份i在定义群落中的自我调节值（self-regulation)，而其余元素 $M_{ij} = ∂f_i(x)/∂x_j |x=x^*$表示了身份$j$对于身份$i$的影响。以此归类，矩阵$M$可以被分解成矩阵$D$（diagonal matrix）和矩阵$A$（interaction matrix）的加和。

在对传统生态群落的稳定性研究中，常用种群的数量函数$x(t)$与$x^*$的差值$z(t)$来模拟系统目前的特征偏差。而群落的稳定性则被描述在$z'(t)=Mz(t)$中。通过求解该式对应的微分方程，得到$z(t)$的表达式：

$z(t)=\sum_i c_i e^{(\lambda_i t)} v_i$

而一个稳定的生态群落，至少需要满足：

$maxRe (λᵢ) ≤ 0$

这一条件保证了随着时间的增加，系统的偏差不会在任何种群数量层面出现指数级别的增长。

但当我们重新回到经济价值的角度思考这个描述时，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在于：$λ_i$不大于$0$的情况反而抑制了球队价值的培养。对于每次$z(t)$的出现（球队每次交易后内里价值发生的整体变化），$x(t)$理想的趋势一定是在之后时期里的持续递增。但价值扩张一定无法作为一个常态化的过程，因为额外增长的经济价值一定会被以新引入的资本内容衡量。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矩阵中的元素种类进一步增加。而假设这一群落结构中以互利的种间关系为主导，我们可以引入改良后的经典稳定性判据（May’s criterion）进行分析。

$σ (S-1) C√(2/π) < d$

其中 $σ$表示了种间交互的特征强度，$C$代表实际交互与潜在交互的数量比值，$S$为种群丰富度，$d$表示了自我调节量。观察得，随着种群中元素复杂性的提升，$(S-1)C$的值随之增加。在取$d$为恒值的前提下，$σ$值必然会下降。即身份之间的交互强度会被结构性减弱。而对于理想的球队结构，我们会期望矩阵A中不存在小于$0$的元素且元素分布尽可能平均（调和矩阵中不同元素的度异质性）。在依然承认种间交互强度存在随机分布并假设各身份内在的调节能力始终强于身份间关系作用的前提下，关于种间平均交互强度$μ$的范围推倒可以被表示为：

$\because \:max\left\{\sigma\sqrt{S(1+\rho)},\,S\mu\right\}-\mu<d$

$\sigma\sqrt{S(1+\rho)}<S\mu$

$\mu=\frac{1}{S(S-1)}\sum_{i\ne j}a_{ij}$

$a_{ij}\ge 0,\ \forall(i,j),\ \exists(i,j),a_{ij}>0$

$\therefore\ \mu\in\left(0,\frac{d}{S-1}\right)$

上述过程说明了在理想化的条件矩阵中，球队当中身份的交互存在利益上限，且这一强度边界受到身份自我调节（$d$）和身份丰富度（$S$）共同控制。

但实际的球队经营并不总遵循将身份的自我调节作为主导因素的构想。尤其是在球员或教练层面，来自管理层的意见往往凌驾着身份自治的内容。这一方面暗示了不同的俱乐部必然反映了不同的矩阵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也要求着关于球队群落的研究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去考量身份集合的归纳。例如教练和经理在英格兰的俱乐部中多数由同一人担任，相关的aij实际属于了$a_{ii}$的一部分；而对于红牛集团旗下的俱乐部（RB莱比锡，萨尔茨堡，纽约红牛等），管理层的身份则可以直接和其背后负责资源统一供给的母公司合并，集团对于球员的影响一定大于球员团体自身的增值能力。

当矩阵D和矩阵A的权重比较变得困难时，对球队形态的另一种描述思路或许可以参考群落研究中的洛特卡－沃尔泰拉模型（GLV model）。对于球队中的一个身份的价值特征$x_i$，它总可以被表示为：

$x_i'(t)=x_i(t)\left[r_i+\sum_j A_{ij}x_j\right]+f_{\text{h.o.t.}}$

其中r_i代表了x_i的自然增长率；$f_{h.o.t}$作为泰勒展开后的尾项，代表了两个及以上的身份对于$x_i$的复合影响（higher-order interactions)。它可以被表示成：

$f_{\text{h.o.t.}} = \sum_{j}\sum_{k} B_{ijk}\,x_j(t)x_k(t) + \sum_{j}\sum_{k}\sum_{l} C_{ijkl}\,x_j(t)x_k(t)x_l(t) +\cdots$

这一方程将xi自身的特性与整体环境机制有序地结合在了一起。以“球员”身份为例，它的ri定义了在无其它身份干预时球员团队整体的发展潜能。通俗来说，这项参数或体现了球队大名单中纯粹的“个人能力”。球员之间可以通过互相的沟通和配合独立完成训练和比赛，其中的经验和成绩同样能带来xi的增长。但很明显根据球队历来的建制原则，单纯凭借球员的自治一定无法保证球队在赛场上的表现。这一规律呼应着种群的ri必然的衰退趋势：

$dx/dt = rx$

$r \rightarrow \frac{\ln x(t+\Delta t)-\ln x(t)}{\Delta t}$

于是在球队的结构中就需要引入其它身份与“球员”的交互（$A_{ij}$）以补偿$r_i$跟随时间的降低倾向。依据生态领域的结论，此时对于矩阵$M$的特征评价可以转化为对矩阵$A$对应的$λ$的计算——如果后者的所有实部均大于零，那么矩阵$M$就满足了一个理想的，球队整体价值持续提升的形态结构。

而再次回到$x_i(t)$与$x_i'(t)$的现实含义上，我们会发现即使每支球队都在试图优化其内部的交互矩阵，却没有一支球队能够保持整体价值伴随时间的指数级跃升。对于那些中小规模的球队而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球员交易占据了俱乐部收入的极高比重。当$x(t)$抵达了一个被曾经反复实践的价值区间后，这些俱乐部常通过转出部分身份内容（例如出售新兴球员）而促成$z(t)$的出现。这时新产生的$x(t)$实则对应着球队向过去某一时段的“价值回溯”；在之后的时间中，GLV模型良好地模拟了$r_i$与$A_{ij}$对偏差$z(t)$的恢复过程。然后新的身份交易出现，价值回溯接受重置。

但当我们关注那些顶尖的俱乐部，$z(t)$的循环模式有时便显得不那么清晰。从生态模块性的角度而言，球队的价值在这时往往被纳入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资本系统中，牵连了更复杂的生产关系。于其中不仅周期性存在着$z(t)$的产生与恢复，针对它的研究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球队或作为着一个亚群落服务于一个更大的中心性。并且球队与相关资本流向的连接是否作为了一个长期被选择的最优模块度（optimal modularity）也进一步影响着亚群落的结构稳定性。

借助评估群落内部结构稳态的思路，我将简要通过GLV模型论证当球队中存在极强的身份自控（例如存在庞大规模的资本体系介入）时，交互中心性的存在对于球队稳定性的抑制作用。对于一个长期互利的球队系统，若忽略复合身份集合的影响，其内部存在：

$r_i < \sum_j A_{ij}x_j\qquad \forall\, i,j$

即：

$x > A^{-1}r$

又因为球队的良性发展需要满足任意身份的经济价值x大于一定量的$x^*$，故“$x > A^{-1}r$*”作为了其中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自然增长率$r$，我们尝试将它对应的所有身份集合规定成$S$维坐标系中的一个特征范围：

$∥r∥ = r^*$

从而$A^{-1}r>x^*$被转化成了距离原点距离为$r^*$的全体几何构象$S$中被部分向量方向构成的领域$s$，令:

$Δ = \frac{s}{S}$

更高的$Δ$值表示着领域中存在有更多元的交互组合满足着各方经济价值大于$x^*$的初始要求。这里直接引入现阶段对于大规模生态群落种群可共存性的评估方法：

$\Delta \rightarrow \left\{ 1+\frac{1}{\pi}\, \frac{CA\mu_A\left(2\mu d-SCA\mu_A\right)} {\mu d-S\left(CA\mu_A\right)^2} \right\}^{S}$

这一表达式描述了群落平均自我调节强度 $μ_d$倾向于扩大可行性领域，而群落平均交互强度 $μ_A$在物种数 $S$和网络连通度 $C$的累积作用下倾向于压缩该领域；两种效应相互竞争，最终由 $Δ$表征可行性领域占整个参数空间的比例。而当被资本模式体现的极强的身份自控存在时（$μd 》μA$），对$Δ$的估计便可近似于：

$\Delta \rightarrow \left(1+\frac{2C_A\mu_A}{\pi}\right)^S$

规定$μ_A$恒大于零，此时中心性的存在降低了群落节点的实际连接度($CS(S-1)$)，继而减少了可行性锥（$s$）的开口。

而当中心性从控股的集团转移到球员亦或教练等特征身份时，相关存在模式则会带来球队矩阵的交互延迟。最直观的例证就是身份集合当中存在的声望积累。过往的价值印象可能会变相地作用在当下的交互中。梦三余晖以后巴塞罗那的动荡正印证了这一点。更宏观而言，大多数曾经的世界级球星或教练在实际水平发生下滑以后都具有对体系形成延迟交互的风险（也适用于部分未被营销的新人潜力球员）。这一现象同样可以被GLV模型表示：

$x_i'(t)=x_i(t)\left[r_i+\sum_j A_{ij}x_j(t-\tau)\right]$

据此，当$x_j$在未来某一时段发生迅速衰减，球队整体的价值同样会出现$z(t)$的偏差。若衰减速率尤其剧烈，时间延迟所对应的参数环境甚至可能被转化成对部分特征身份消亡的影响研究，这里不再展开探讨。

通过借鉴当前学界关于针对群落特性的分析思路，上文简要推导了球队作为一个容纳着不同身份团体的社群，其内部结构与生物群落存在的某些形式共通。而回到中性场地间两种球队形态的对抗问题上，特征身份的经济价值的波动显然难以同一场比赛的时长兼容。存在一种替换思路是将两支球队看成两类以竞争关系为主导的种群，将$x_i(t)$重新定义成其中一方对空间资源的占有比例跟随时间的变化函数，毕竟运动科学已普遍把足球的竞技性归为了对可利用空间的争夺（a militarization of space）。这种做法从而将GLV方程转化为了类似零和博弈的数学模型（规定$x_1+x_2=S$，于是$x_1′(t)+x_2′(t)=0$）。但事实情况是球场不同部分的空间价值会时刻跟随足球的位置以及球员的持球特点发生变动，难点便在于如何在每个时刻都为交互矩阵A找到一个合适的加权矩阵$P$，使得$x_1$与$x_2$的实时有效资源能够被准确量化。不过这方面的内容已然超出了本篇文章的讨论范畴，在此不再过度地延伸。

当继续考量参赛两方的关系，场上队员不停歇地穿插和跑位代表了球队对于主导被足球拟化的空间连续性的渴望。而这同时又作为着一种根本的渴望，因为球队的形态只能在这些过往的连续中被看见通往其内部价值的入口——我们首先看到了竞争，然后才是背后的生态。或者可以说球队包含的所有身份价值是基于“足球”拟造的特征时空情境而被资本允许转化成一系列后续的生产模式。足球的移动凭此脱离了一场“臆想的亢奋”，因为它已经被市场和体制认可；当集体皆处于这样的臆想过程中，观看者的情绪已然被宏大的常态依托。但无疑足球本身并不具有能动性；它只是“反射”主体能动投射的物件，其中的材料意义仍来自我们托付的幻想。在真实与假定之间，足球以“准客体”的形式（quasi-object）直白却又象征地滚动——我们在选择拟化足球的同时也选择了“存在”的边界。

/”The point here is that we ventriloquize through football. We animate the ball with our life, and in animating the ball we animate ourselves, make ourselves feel alive with an intense sense of aliveness. But that aliveness is also shared by the ball, which is perhaps the quintessential quasi-object.”/

承载延伸意义的足球材料使得对于足球的现象学研究需要既对球队群落关联的各种身份去主体化，也要对足球本体去客体化。但在摒弃掉片面的“身份（主体）—从事—足球（客体）”的描述逻辑的同时，“从事”（play）这个行为本身以及它的表意方向却仍要求被保留；因为它表示着”拟化“的发生，而足球运动只有在拟化发生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一机制呼应着“生产”本质上的表演性。并且围绕足球不断定制的商业和规则也证实了表演结构的人为性并不会消减它过程的严肃性。相反，这份附着的肃穆提携了人为性背后那“悬置”的因果，就像戏剧的舞台永远要求着目光的遥望与虚设。随着特征化的生产行为被反复实践，相似的材料反复流动向相似的产出，对其中程式的恪守于是取缔了对生产动机的追问，而“恪守”本身则逐渐代表了一种新的动机——它旨在用“从事”结果引发的意义链遮掩通往“从事”的意义链。在这样的驯化中，球队不再漠视足球的弧线和绿茵场的战栗，也因此停止了对自身结构的质疑。当哨音响起，他们的动机只有去彰显体系，演绎它在面对外部干扰时所有可显现（亦或暴露）的连结（$∂f(x)/∂x$）。

容易被忽略的是，观看者的身份同样也受缚于表演性的范畴。一场足球比赛若要成立则必须能够被“观看”。平日的校园娱乐里，踢球的人可以同时扮演观看者的角色。但如果球员希望自身价值（$x(t)$）实现增长，他就需要收获尽可能多的除去与其相同身份的成员之后的观看者体量；后者构成了一类专门的身份。

比赛的观众正具像化了这样一个群体。特别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他们往往不直接参与到球队形态建设的细节中；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身份影响$∂f(x)/∂x_j$对交互矩阵A的指数特征贡献相对较小。但由于$x_j$表示了一类身份价值的总和，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考虑观看者的基数问题。当这一数值足够可观，它反映在GLV模型里的$A_{ij}x_j$的值反而不能被忽略。将这一生态学逻辑转化成现象学的描述视角，它实则说明了球队中的核心身份（尤其是球员）的价值依赖于那些把它还原至一个意向对象（noema）进而被具身的意向活动（noesis）界定的“别处”行为。更通俗而言，这里的论证又回到了反映在“球员”身份内里的假定性处理中，而这种假定模式在身份同质的群体中极大程度是失效的——当原料和产出在集体中被反复生产却没有其它过程介入到这样的生产模式中，群体便失去了对“生产”的感知。于是对”球员“等身份的假设只能来自于其它身份的特征化识别，观看者的表演性正体现于其中。

西蒙据此将足球运动里的观看者视作一类单项（an umpire），球队身份和形态的存在必须经过观看者广泛的虚设和共识（mediation）。而通过执行这一步骤，上述足球现象包括的原始材料（足球，球队，观看工具，场地时空）被观看者“生产”为一场系统化的足球比赛。这一过程区别了球员，教练亦或管理层各自的生产内容，因此后者也能够辨证地虚设出“观看者”这一特征身份，只是（尤其对普通观众而言）$∑_jA_{ij}x_j$在这时变得极小——打开电视观看比赛常作为一种消遣——$A_{ji}x_i$和$A_{ij}x_j$（设$x_i$为观看者身份的总体价值，$x_j$为球员关联的某一身份集合的价值）在量级上的差距佐证了将观看者理解为一个“单项”的合理性。这说明了当比赛进行时，观看者一方面作为了球队结构的形态的一部分补完了寻求交互的成分；另一方面，观看者又作为着一个外部集合提炼着球队运动在原始的虚无中不断叠化出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形态。

这段从观看者到足球场的“目光的距离”被西蒙理解成一个“绝对距离”。依托于观看者和球员在交互强度上的非对称性，这段距离无法被表述成任何具体的身份间逻辑。换而言之，这段距离体现的现象间隔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当“我”观看球赛，“我”证实了球队的形态；而当“我”意识到自身投射的观看，“我”构成了球队的形态。即一位观看者无法同时经历身份的生产（being-in-itself）与生产它的定义（being-for-itself）。在实际的观看行为中，这两种模式只能交替呈现。它们串联的结果通常有关时间序列的转化，于其中一场足球比赛的进程和流动常被用时刻（moment）代替时钟来刻画：“我”观看一场比赛的过程被体现成“我”若干次意识到了自己的目睹（观看）。

/”Football is also about shifts i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These are shifts in the intensities of experience, when time is revealed – when that moment of moments occurs – to be something malleable, plastic and elastic.”/

更进一步讲，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时刻往后将不断参与到对球队形态的想象中。甚至可以说球队的形态本身即存在于被不同“时刻”连结的历史之中。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阿根廷的第二个转换进球延续了对“坎比亚索24次传递”的谈论；刚刚在达拉斯城结束的西班牙1/8决赛是又一场“传控式胜利”。当我们描述球队的形态时，我们本质上是在描述它过往的时刻，描述这些时刻中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所划归的叙事方向。观看的喜悦常来自当下球队的运动构象呼应着曾经光荣的瞬间，而这场欢喜又变成了之后观看的情绪锚点。通过在重复的比赛形式里不断更新特征化的时刻，每场现在的比赛都成为了对历史的注解；一次重复也因此作为了一次原创。足球实际上是一项创造“重复”的运动，它要求其中的所有身份既看见“创造”也要记住“重复”（wiederholung）。

通过分析足球体系中的“观看”与“生态”结构，上文阐述了足球比赛里主要附着的现象学特征。读者应大约能感受到这些特征和影像经历（film experience）在一定程度上相通的部分。虽然这篇文章无意将这两类结构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但一些分布在电影和足球现象学形态上的相似性仍值得被简要梳理。

首先是“观看者”这一特殊身份，电影的观看者亦同样和被摄材料保持着一段“绝对的距离”。足球中这一间距的触发凭借着$A_{ji}x_i$和$A_{ij}x_j$在量级上的差异，而在电影现象学中这一距离被表示成了被摄像机提前介入的具身逻辑。观看者永远无法直接看到材料或者原初的场景构成，他看到的只能是摄像机的转述——即便在这一过程里可能保留有部分对于朴素材料直接的感知可能——这一可能性被复合在了摄像机的机械语言中使得荧幕世界被永远区别于材料的事实。电影的观看者既无法彻底重合于电影作者和摄像机的具身模式（filmmaker-camera embodiment relation），也无法始终保持自己和远端世界的直接连结；这一点正像足球的观众不能阐述球员的阐述，却也不能摒弃后者阐述的在场：材料若想表意便需从清白中脱离，足球也不可能被无源的主体拟化。两支球队在比赛中的对垒是关于形态诠释的博弈，但每个个体的诠释逻辑同时被收录进一次整体的球队间对抗中，成为了观看者进行归纳时的素材。看到球场整体构象的我们或许希望在某一时刻边后卫能够插上肋部，中锋能够来到倒三角的路线上抢点，门将能够选择出击；但球员身处场地中央，他们的视野和考量一定会和纯粹的观看思路产生出入，但这种出入一定可以被合理的身份集合划定有效体现（又回到了上述的群落分析方法中）。这种观看者和球员之间关于形态实践的协商（更准确来说，这种协商广泛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身份系统/生产关系之间）同样呼应着电影现象学中摄像机和观看者在感受（perceiving）和表达（expressing）层面建立的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它往往指向了不同具身主体对于语境圆满的需求。

不过，电影相较于足球一定是一项更为“私密”的活动，后者在追求诠释的同时又强调着更为分明的“观看立场”。由此，影像进程中观看者和摄影机彼此的制衡（dual relation）若迁移至足球运动里则更偏向于不同阵营的观看者之间的辩论。立场的可划分性使足球成为了旧日暴力在文明程式中的一个（崇高的）变体，也是球队夺冠之后群体陷入狂热症候的源端；但它却又辨证地赋予了不同身份“话语的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每个身份集合都可以结合自身的生产关系特征去找到对于球队形态最确切的描绘。在不同视角彼此的交流和融合中，它们共同组成了关于“连结”的综述。

/”Football is a profound example of discursive rationality. Indeed, perhaps football is the only area of human activity where German philosopher and social theorist, Jürgen Habermas, is right in his claim about the consensual nature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

谈论的成立昭示着“理由”的给出。一方的支持者在表达理由的同时也要接受对方的拆解和反驳。虽然比赛最终的结果总被以进球数表示，但在过程中不断繁衍出的分析和讨论总提醒着足球经历中和影像体验类似的视点晦涩（half- opacity）；即形态在一个身份系统里的出现也代表着它离散的终止——“经历“永远只能是一段有限的意义截面。或者说，被足球拟化的运动意义永远来自于“意义的不满”；球队的形态实则生成于“形态的残缺”。存在于本方球队中的某个身份从其余或彼方的身份里发现了它们赋予的意义在被这一身份所划归的切面中的缺口，于是它将这一处缺失视为了意义。球赛以及球队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截断的陈述里反复履行着从“残缺”指向“残缺”的时序，而不同的“观看”总会于其中发现叙事的可能。这样的规律或许冥冥中暗合了西蒙写在书本最后的有关“足球”的费解：

/”The essence of football is a gesture at the service of beauty (…), but the beauty here is nothing but the beginning of terror.”/

——202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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