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伯阳 戛纳或许在今天仍代表着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创作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不同单元，国家，以及作者个体之间的影像立场皆反映了建立影像关系的方法论在当下语境中的复杂分化。这些方法在电影节的汇聚预示着交流和对抗的并行。它们在为观众成立繁多情感体验的同时也面临着各自影像经历在频繁刷新的观看活动中被重构，疏忽和替换。最终置身在这里的完整日程留下的可能只是一次综合的印象，关于其中影片大致的诉说和倡导。但这仍然是珍贵的履历，因为它来自若干真实的过程。 这篇文章将简单回顾我在今年的戛纳周期看到的部分电影，评价的思路主要围绕它们界定影像材料和构建影像关系的方式。这一年的竞赛质量确实可以算作近程相对较高的一届；通过一次简短的总结也有助于我们定位电影艺术于当下的发展阶段，以及对这一阶段体现的文明内容的反思和展望。 —— 一. 从房间出走向城郊： 美国电影理论的时态 纸老虎/詹姆斯·格雷   4.4/5.0 瘴气营地的青春性事和死亡/简·申布伦   4.2/5.0 首先提及的是我在这届戛纳最喜欢的两部作品。更有趣的是，它们的叙事模式恰好表示了美国影像结构的演化路径。衡量一部电影在一个序列当中的独特性可以有很多维度，而《纸老虎》(Paper Tiger）在主竞赛单元的特殊在于它的“陈旧”。同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环境设定，影像的推进程式也采用了好莱坞经典的公式：一个被视觉空间定义的“室内”（通常是一个房间）向人物演绎自身身份的需求提供的场地特权与行为专注。这样的处理昭示着在如今创作者普遍引导他们的影像向环境舒张“敏感”的构象的时代，格雷仍选择将空间的意义直接给予观众。家族，商业和亲缘只有回到各自发源的室内才能收获各自的语义形态。这些连续的内陆活动具象了人物对于个人身份的背负和迷恋，将他们对于身份赋予的责任的履行等效为一种朝向支撑那些“身份”可识别性的文本的不断演绎。而这些演绎过程被叠加之后所呈递的整体关系意图的演化则反映了“计谋”的实施，即事件的发生逻辑。 虽然这篇文章无意涉及太多情节层面的内容，但临近影片尾声的草丛场景确实值得被关注。概括地讲，这一地点对身份文本的有效召回基于的依然是围绕“室内”意识的塑造，格雷令人惊喜的地方在于他利用荧幕的摄像边界在草丛内部形成的完整闭合去模拟了“房间”的在场，即使类似这样的室外内陆设计已在过去的美国影像的同质形式中得到例证。但这一幕成功复合的悲情与戏谑仍有资格在当下“敏感”的时代提醒其他创作者：多数时候朝向一个“意图”的跟进只需要去定义一处“闭合”的存在。 如果说《纸老虎》结构的可行性依赖于对好莱坞过去遗产的重拾，那么《瘴气营地的青春性事和死亡》(Teenage Sex and Death at Camp Miasma）则完全可以被视为美国未来叙事理论的锚点。作为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片，申布伦的新作具有一定的挑衅性，但同时它内部的结构又十分合理。从关系特征上看，当下美国有关“身份认同”的影像已经从稳重的室内履行中出走，走向荒原，城郊等发散空间。场景通常承载着一种群体性的躁悦，以及牵动这一群体症候的一场无源但具象的危机。事件的发展逻辑重新关系到精神分析的语法，即人物（或者主体）的迷失与挣扎常常源自两种意义链条在表意层面的杂糅——一种指向初始客体的欲望扭曲在另一种指向这一欲望的欲望之中。在《瘴气》的例子里，此种现象被描述成关于履行身份欲望的欲望置换了原本渴望拥有身份的的欲望成为了一种无从溯源的压抑，机体对性（别）的需求演化成承载需求的身体本体能被“看到”继而填补“欲望”自身无限空虚的需求。 但影像实际的关系结构并没有它在概念层面这般复杂；这得益于申布伦引入了一个等级制度去约束了语意在抽象理论中的不可控性，即身份意识中包含的认同机制永远受制于主体的幻想行为；幻想自身永远先行于承受幻想的客体。同理，在影像材料提供的无数有关性别和认同的遐思中，也只有“幻想”本身的发生是真正需要被观看的。于是这部作品本质上仍然是一部关于“姿态”的电影；人物如何调度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叙事中最重要的指向，这一运动同样也作为了连结“身份识别”和“身份建立”的假设性媒介。 二. 恢弘愿景下的各自残缺： 浅评日本电影四部 突如其来/滨口龙介    4.1/5.0 奈义日记/深田晃司    3.6/5.0 盒子里的羊/是枝裕和   3.0/5.0 黑牢城/黑泽清     2.5/5.0 我对日本作者在本次电影节的发挥肯定是低于预期的。作为当下世界电影中内部浪潮或许最多元的国家，可能只是因为《突如其来》(All of a Sudden）所收获的轰烈好评才让这些日本导演们免受了倘若集体垮掉将面对的舆论苛责。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滨口龙介的这部将近二百分钟的新作或许并没有像它所怀揣的主题般那么“无可挑剔”。在弘扬爱的层面，这当然是一部值得尊重的电影；但电影的本体论无关爱的弘扬。评论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影像所建立的关系特征最终能否划归出这样一个“宣扬”的语境。如果可以，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分析在影像给定的关系体量中这场“宣扬”的规模和运行条件。 容易注意到，《突如其来》是一部基于“谈论”成立的电影。通过对白中信息的交换与拓展，滨口龙介旨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构性隐患与资本体制所“生产”的疗养院生产模式下的人权危机。但与其强调疗养院作为一个“基建”存在于资本主义形态之下，《突如其来》的语义发展平行了关于“体制”和“人权”的探讨。这一平行表意在语境中借助它们共同具有的某种“内外”形态成立了概念的串联，即资本中心化形成的效益边界和医院空间形成的机构边界分别分割的社会内容。但这两种内外性在形态上并非是同质的，它们之所以能够同时被语境保留并维持表层的形态相关是因为滨口龙介使用了一个中间量去做概念的代换，这个中间概念是疗养院这一具象化的机构内容体现的劳动模式与生产主体：一方面这一机构作为资本主义语境中成立的建筑可以作为对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存在性的谈论中的一次举例，另一方面它直接的功能性始终允许爱护理论在具体的场地中被指涉。这一关联使得体系和体制确实可以同时被语义保证，但也要求着作者必须准确描述出医疗体系之于资本体制的从属关系。 《突如其来》中关系结构的问题在于作者在表达对后者存在的阶级边界的忧虑的同时又试图在语意层面对消除前者的边界提供一个切实的解法，却又没有再进一步考量这个解法在被真正引入后，“升华”的疗养院空间如何保持与资本主义语境所定义的生产模式的结构性协同。因而，回到我所提到的语境规模的问题，它的整场叙事更多的还是关于呈现其中怀有美好意愿的主体们在一场经“例”中的一次心态上的圆满。而在这样的收束体量下，文本语法潜在的演说与诠释性构词就要被适当进行进一步的削弱，而不是像它现在这样“沉溺”于各种综述。 谈到“爱的宣扬”，黑泽清的写作方式一定是不能绕开的话题，可惜那份曾经被徐徐生灵用来对抗熵增世界的澄澈爱意被《黑牢城》(The Samurai and the Prisoner）持续生成的解谜语境无限庸俗。其中仍有少数难得的瞬间，正在“发生”的事件其实代表着一个更辽远的爱的残象；但大多数时候，突然溢出的情感能量只是用来为人物陌生的作案动机辩护。坦诚而言，我可以接受黑泽清拍出一部令人嗔目的烂片，只是不要再像这一部一样平庸。 虽然《盒子里的羊》(Sheep in the Box）在各种层面都可以被判定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透过这场案例，我会说影像在关系建构中的结构性缺陷仍然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是枝裕和想让场刊认可他在结尾展示的神圣构象，那么他就不能在将“Human…

文｜魏伯阳 “在震灾发生之后，你们就算承受着悲痛也要继续看比赛吗？” “我失去了我的妹妹和三个外甥，但我又能怎么办呢？世界杯每四年就会有一届，生活也总要继续的。”在波士泰边的难民营地，男孩坐在土坡上无奈地苦笑。 —— 生生长流 —— 观看《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1992）时，一个始终的震颤伴随着影像的发生：在曼吉尔-鲁德巴震后残垣的废墟之上，失家的人们仍在谈论足球。他们在沙地上支起电视，阿根廷和巴西的淘汰赛将在傍晚开始。当前来寻亲的司机向孩子们询问先前灾难的细节，后者回答道：“我记得当时苏格兰先进了一个球……” 电影结束，我给朋友发消息说“可能也只有世界杯能撑起这样的情景。”当时它发生在遥远的欧洲且无关实时的募捐和搜救，但对它的提及似乎总能召回有关“希望”的语境。队员，草场，观众和皮球，它们组织在一起却代表了一场生机；一场让人们明白“生活总要继续”的生机。在万人球场，狂欢与失落在反复经历的时间中循环；球场外，当人们共同注视着屏幕，屏幕中纯净的运动平等了人间的处境。 仅通过言语间对平行发生的世界杯的描述，阿巴斯便平衡了摄像机面对着满目疮痍时的悲悯情绪。《生生长流》正如它标题的寓意般是一部温暖的电影。而“足球”作为其中关键的意象，作为一个无需补叙重要性的文化形式，它之于影像的意义或许值得一次更深的探讨。 传统角度而言，“足球”和“电影”一定对应着两类关联性极弱的组成结构，彼此甚至体现了相异的媒介内容。而正是由于交互维度的不同，两者可能的结合途径似乎只有借助电影去记录或刻画踢球的过程，即足球运动被视为了一种影像材料。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基于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足球本体哲学，去为研究足球现象提供一种全新的，关联生态学的思路。同时在文章的最后我将简要通过分析每场足球比赛在更深层面的统一形态去阐述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和摄像机之间存在的协商与周旋。 首先进行一次现象的化简，经典足球运动在我们认知中的发生大致可以被分为四类构成要素：足球，球队，观看者/观看工具，被场地和计时器约束的时空。于其中，两支球队在被既定时空界定的广泛观看行为中抢夺球权并形成射门。考虑到驱动足球比赛对抗属性的根本条件是每次持球进攻是否最终能转化为攻门，因此球权的每一次转换在形式上都作为了一次潜在射门意图的进程发起，而球权的控制则代表着对于一个仍在发展的射门进程的维持。一次进攻可以被几何化成一系列传球的线路，而防守则是针对可能线路的破坏和扰动。根据对预期发生球权转换的球场位置的不同，以及每次进攻朝向球门空间连线的特征倾向差异，不同的球队在各自长期的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并且每支球队都需要不断地训练和执行相应的战术体系以维系自身的“运作形态”。 /”Football requires discipline and relentless training to attain and retain the shape of the team.”/ 在肯定了每支球队的运动风格皆表示了一个（有关空间线路的）特征形态后，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场球赛便自然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形态的对抗。在面对另一种形态干预时，球队自身的形态也会做出条件性的改变。在西蒙的原文中，他将这种关系描述成：“A team is a mobile shifting form pitted against another form.” 而一场球赛最后的胜者往往是在形态交互的具体情况里对于自身形态结构演绎得更加合理的一方。 这里需要额外提及的是，在日常的训练过程里球队对于空间线路的执行一定会比实战中更接近战术理论的理想条件。团队可以在反复的条件给予中试验形态允许的最优进攻路径。而在实际对抗中，他们需要在即兴的混乱里努力看到原初路径的在场；对场地中组织点位的原本理解需要在不断刷新的信息矩阵中被重新诠释。 这种有关“环境和运动的内容辨证”或能够引出一个有趣的类比项。谈到集体文化，西蒙强调了足球运动本质上的社区性（a movement of socius)。球队所体现的微型社会景观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在组织形式层面上的功能性单元（functional unit）；其中独特的凝聚内核令球队内部的交流逾越了不同语言和文化在日常语境里的壁垒。在比赛中，优先使用“社区内部”预设的语言体系进行交流显得尤为必要；它为球队的形态赋予了可以被言说的历史以及贯彻始终的理性。这种交流同样关系到对形态具体的实践；它不仅要求球员和教练的及时沟通，也包含了来自同一社群的观看者的目光和喧声（sublime sound）。总体而言，足球是一项高度依赖集体与联合的运动，其中对空间线路的执行需要复杂的个体响应和群体协同。这也是为什么西蒙认为球队形态将永远植根于社会主义政治；这些形态的成立总象征着社群成员过往所共同履行的经历的叠加，象征着恒久的认同（the experience of association at its heart…